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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起的“蘑菇先生” 对话曲靖籍中科院研究员、云南吴征镒科学基金会副理事长杨祝良

文章来源:  |  发布时间:2018-06-04  |  作者:  |  浏览次数:  |  【打印】 【关闭

 
    20143月,国际真菌学主流期刊《真菌多样性》发表了一篇论文,该文构建了世界牛肝菌科的分子系统发育框架。德国有位真菌学家对此评论说:“给出该科如此清晰的分类框架,这在世界上尚属首次。”这篇论文的作者就是一位痴迷于蘑菇研究的人——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云南吴征镒科学基金会副理事长杨祝良。

今年55岁的杨祝良是曲靖市麒麟区人,他还是中科院东亚植物多样性与生物地理学重点实验室执行主任,他与他的团队对蘑菇世界不懈探索,把我国的大型真菌研究水平提高到一个新高度,他本人被业内外人士亲切地称为“蘑菇先生”。2017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杨祝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菌物学会授予其“戴芳澜杰出成就奖”。

云南被誉为“植物王国”,云南野生蘑菇真菌到底有多少种,可食品种有多少,开发利用产业前景多大……带着对蘑菇真菌世界的好奇,记者近日采访了杨祝良研究员。

记者:杨研究员1979年考入厦门大学生物系,毕业工作后一段时间主要是研究植物的。植物学包罗万象,当时涉及大型真菌的课题并不很多,你后来为什么会把蘑菇真菌确定为研究方向?

杨祝良:从厦门大学生物系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工作,从事植物学研究。云南是植物王国,也是真菌王国。我发现,人们对王国中的植物研究较多、认识较深,但当时人们对王国中的真菌却很少研究,尽管真菌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具有重要的食用价值、药用价值和生态价值。正是看到这种状况,我决心将自己的兴趣和精力从植物学转移到真菌学,去研究真菌特别是大型真菌这个“冷门”。因此,我决定报考研究生。

记者:你1987年考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高等真菌与地理学专业研究生,在著名真菌学家臧穆先生指导下开始大型真菌分类研究,在云南野生蘑菇真菌种类丰富多样的条件下,当时我们的研究水平是一个什么状态?

杨祝良:当时在我国从事野生蘑菇研究的主要科研人员不超过20人,在云南这个真菌王国中专门从事野生蘑菇研究和教学的人员不超过5人。云南野生蘑菇的研究队伍亟待培养,研究水平也需要不断提升。因此,我的导师臧穆先生叮嘱我们说,你们虽然硕士毕业了,可以开展一些研究工作了,但研究能力和水平还需要提高。一定要到国外去开拓眼界,学习新的研究思路、方法和技术。

记者:杨研究员,你1993年获院公派进修机会,前往德国图宾根大学深造,1997年获图宾根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成绩特优,获该校优秀博士论文奖,听说你当时论文研究选择的是鹅膏菌。为什么会选择鹅膏菌作为研究对象,在研究中有些什么新发现,请你介绍一下当时在德国的生活和学习情况。

杨祝良:是的,我的博士论文的主题就是研究鹅膏菌。什么是鹅膏菌?鹅膏菌又名鹅膏蕈,在宋代陈仁玉的《菌谱》中,就有“鹅膏蕈,生高山,状类鹅子,久乃伞开,味殊甘滑,不谢稠膏……”的描述,大意是说鹅膏菌幼时形状像鹅蛋,味道比稠膏还甘美。在鹅膏菌中,既有国内外著名的食用菌,又有臭名昭著的剧毒菌。在世界各地每年都有人误食毒菌而中毒死亡的报道,其中90%以上都是因误食剧毒的鹅膏菌所致。因此,研究鹅膏菌对于毒蘑菇中毒预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选定研究方向后,就开始工作了。但在研究中才发现,我们过去在国内采集的鹅膏菌标本质量不高,不利于产出高水平研究成果。为了获得较高水平的成果,我不得不于1995年夏天自费回国采集新的标本。那时候,自费做科研还是件十分奢侈的事情,但只能一搏了。在德国的学习和生活很辛苦,一周七天,六天半在实验室,另外半天去超市买下周的食物。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导师的精心指导下,我取得了一些新的发现,对此荷兰和美国该领域的专家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记者:听说你从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毕业后,美国哈佛大学主动邀请你去开展研究,但最后你没去?

杨祝良:1997年底从德国回国,回国后,没有任何科研经费。没有科研经费,谈何科研?1998年初我一口气写了七八个申请书,到了金秋时节,这些申请都有了回音,同意资助我的研究。手中拿着七八个虽然不算很大的项目,但毕竟是人家对你的信任。1999年我有个机会到美国哈佛大学去做访问学者,对方几次问我是否有意在美国做博士后研究。国内的同行也觉得这是个好机遇。但是我想,若我留在美国做博士后研究,做人家安排的事情,那现在这些项目就没法按时完成,最终失信的将是我自己。于是,我毅然决定投入全身精力来完成这些项目的研究任务。实践证明,我没有辜负我的选择,通过几年的努力,在国内外同行的支持下,2005年我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并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

记者:你回到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后,除继续研究鹅膏菌,怎么又开展起了牛肝菌研究?据了解,牛肝菌科可是真菌分类中最为困难的类群之一。

杨祝良:是的,牛肝菌科是真菌分类中最为困难的类群之一。真菌分类鼻祖欧洲的弗雷斯(E. M. Fries)也不得不感叹道:“对我来说,没有比牛肝菌更困难的了。”可见,牛肝菌的研究很有挑战性。我国的牛肝菌前人已经开展了不少研究,取得了可喜成果,但仍有大量科学问题有待解决。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际合作项目的支持下,我带领的项目团队研究了全球该科60余属约400种的2600余份标本样品,利用多方面的证据,通过综合研究和分析,在国际上率先研究牛肝菌科高级阶元的系统亲缘,首次提出了牛肝菌科高级阶元的新分类系统,并对该科若干属从全球范围内进行了深入研究,使得牛肝菌科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记者:你们建立的国家真菌标本室,现保存了10万余份标本。野外采集一定辛苦、不顺利,你坚持采集标本已有多长时间,还记得最让你难忘的是哪次?

杨祝良:没有高质量的标本,便不可能获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要想获得高水平的成果,必须出去观察自然和采集标本。野外采集虽然辛苦,但也有乐趣,因为你不知道在前面等待你采集的是哪种真菌,有的可能是你梦寐以求的科研材料,有的可能是你做梦也未曾想到的“蘑菇精灵”,有的可能是你在书上看过但自然界中从未与之谋面的“菌中王子”。这就是野外工作的魅力吧。说到难忘的事,有很多。1998年夏天,我第一次去青藏高原考察。能参加青藏高原考察当然很高兴。然而,从海拔1900余米的昆明来到海拔3000多米时,我已经有了少许高山反应。晚上躺在床上,心跳120余次/分钟,犹如在跑步。一个晚上没停地“跑”,第二天可想而知。考察队长说:“小杨,你回去吧。”我想,哪能回去!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一周后,身体逐渐适应了高山环境,犹如汽车调到了“高山挡”上一样,全身有使不完的力,开始了富有成效的野外考察和采集标本,为后来的研究积累了有价值的科研材料。我庆幸那次没有当逃兵,若当了逃兵,那我也许永远没有站在青藏高原上的份了。

记者:杨研究员,你和你的团队,到目前为止已发现(牛肝菌)4个新亚科7个新属和约100多个新种,不仅提示了哪些是食用菌,哪些是易混淆的毒菌,还解决了很多悬而未决的重要科学问题,你也因此得到了“蘑菇先生”的雅称。作为“蘑菇先生”,请你从科普的角度,介绍蘑菇真菌世界里一些有趣的故事,增进读者对你研究领域的了解。

杨祝良:真菌世界千奇百怪,无奇不有。真菌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大家熟知的青霉素来自于真菌;我们天天吃的馒头,靠真菌发酵;餐桌上的银耳、香菇、鸡枞都是真菌;林中若没有蘑菇、没有真菌,枯枝落叶便会堆积成山,甚至占满我们赖以生存的整个星球。真菌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空间。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研究真菌,利用真菌造福人类。

记者:杨研究员,凭着对“蘑菇”的热爱,你的研究屡获突破,在高等真菌系统发育、生物地理与分子研究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成果得到国内外业界的认可并引用,也为云南野生蘑菇菌种开发利用铺平了道路,你对云南或曲靖开发利用、形成产业造福人民有何建议?毒菌有没有开发利用价值?

杨祝良:云南野生蘑菇资源十分丰富,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可以发展地方经济,解决脱贫和致富问题。例如,近年来在云南人工种植羊肚菌,解决了高产稳产问题,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脱贫提供了一条投资少见效快的途径。就是毒菌也具有开发价值,例如,剧毒鹅膏菌的肽类毒素用于治疗肿瘤的研究在国际上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新进展。

近年来,采集、收购、加工和销售野生食用菌已经成为云南许多地方经济发展的亮点产业。在开发云南野生食用菌资源中,若能将毒菌从野生食用菌中剥离出来,确保野生食用菌的安全性,野生食用菌作为绿色“山珍”,必将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来源‖曲靖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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